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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百多年前,三个文学老男人的友情,发生在这个诗意缥缈的地方

解放日报 徽标 解放日报 2021/9/25 上观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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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与一座山,有怎样的因缘际会?世称朱文公的儒学集大成者、宋代理学家朱熹,与武夷山曾结下一段不解之缘。而今日的武夷山也凭借着优美景色与深厚文化,荣膺“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”。

在这里写下《九曲棹歌》

以“碧水丹山”之奇景、“秀甲东南”之美誉名闻遐迩的武夷山,千峰峥嵘竞秀,万岩巍峨争幽,水清凝翠似玉,飞瀑高挂珠帘,风光无限。其标志性景点有奇谲的一线天、婀娜的玉女峰、雄伟的大王峰、险峻的虎啸岩等,而最经典的景点是九曲溪漂流,“曲曲山回转,峰峰水抱流”。

那个以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惊艳诗苑的朱熹,当年就在这里抬头观奇峰,俯首赏水色,然后写下了流传至今的《九曲棹歌》:“一曲溪边上钓船,幔亭峰影蘸晴川。虹桥一断无消息,万壑千岩锁翠烟。”从此,九曲溪荡漾的水波里,亦有诗意缥缈。

我们从星村九曲码头登上弯翘似弓的竹筏,在水声潺潺中开始漂流。筏在水面行,人在画中游。夹岸群山逶迤,峰奇谷秀,似一幅立体山水长卷在天地间舒展。每经过九曲溪的一曲,我就将朱熹的诗与曲景相对照,好似与朱熹同游,共赏佳景。

行至一块奇特的巨石前,壁刻的“茶灶”二字在朝阳映照下格外醒目。细看之下,此石造型确似农人的茶灶,上有凹洞似灶膛,下有平面似灶台。遥想当年,晨曦初露或是夕阳满山时,朱熹常在此茶灶石上,或独自品茶观山赏水,或邀三五知己煮茗吟诗。他留下了颇有禅意的茶诗:“仙翁遗石灶,宛在水中央。饮罢方舟去,茶烟袅细香。”他还在《武夷精舍杂咏并序》中写道:“钓矶、茶灶皆在大隐屏西。矶石上平,在溪北岸,灶在溪中流,巨石屹然,可环坐八九人,四面皆深水,当中科臼自然如灶……”那袅袅茶烟至今可见,那醇醇茶香至今可闻。

© 由 解放日报 提供 创立“中和新说”

离筏登岸后,我们又去隐屏峰下五曲溪畔的“武夷精舍”,这是整个九曲溪风景的最美之处。

“武夷精舍”三面群山,云岚缥缈,前有曲溪环绕,碧水鱼嬉。如此幽静明丽的景色,使情系武夷的朱熹在此停下脚步,筑屋造房,营建了这一“高等学府”。从此,朱熹把“武夷精舍”作为他的精神家园、治学基地与人生归宿,在此讲学研讨、著书立说、课子授业,终成一代大儒。诚如宋代熊禾在《考亭书院记》中写道,周东迁而夫子(孔子)出,宋南渡而文公(朱熹)生。而当代思想家蔡尚思则评谓:“东周出孔丘,南宋有朱熹,中国古文化,泰山与武夷。”

青葱如茵的草坪上有一尊朱子雕像,他端坐石墩上讲课,神采飞扬。朱熹祖籍徽州婺源(今江西婺源),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城南的郑氏草堂,父亲朱松是尤溪县尉。据说朱熹自幼聪慧,勤奋好学,5岁能读《孝经》,6岁能以指画八卦。14岁时父亲病逝,他被托付给父亲的挚友刘子羽。因此,少年朱熹与母亲来到刘子羽所在的福建崇安县(今武夷山市)五里夫定居。此后便演绎了一个人与一座山的传奇。

朱熹曾在诗中写道:“武夷山上有仙灵,山下寒流曲曲清。欲识个中奇绝处,棹歌闲听两三声。”相传,道教之仙彭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开发此山,并用儿子彭武、彭夷之名冠其山名“武夷山”。汉武帝曾派使者来武夷山,用“乾鱼”祭祀武夷君。

在这里,有情有义的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,不仅让他受到良好教育,而且为他们母子专门建了紫阳楼,使朱熹在武夷山既享受了人间真情,又打下了学问功底。他19岁那年考中进士,24岁后登上仕途。他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,以“敦礼义、厚风俗,劾吏奸、恤民隐”的治理方式赢得民心。4年后任满,他两袖清风地回到魂牵梦萦的崇安县,在武夷山筑室讲学、研读著述,特别是对程颢、程颐理学进行了深入思考,以全新角度创立了“中和新说”,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由此,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南宋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,武夷山也因此成了“理学名山”。

© 由 解放日报 提供 切莫小看这简屋陋室

朱熹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杰出缔造者。他所创建的“武夷精舍”和他所主持修复的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,共同构成了中国书院文化的高峰。据考证,朱熹一生投身教书育人,共创建4所书院、修复3所书院,先后到过许多所书院讲学。他的书院教学观为“格物致知”,以正心诚意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为目的。钱穆先生认为:“宋学精神,厥有两端:一曰革新政令,二曰创通经义,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。”

我们如今看到的“武夷精舍”是一组典型的仿宋建筑群,雄伟端庄而不失雅致。正殿上方横匾出自康熙之笔:“学达性天”;二进正殿的门匾是:“理学正宗”;殿内供奉着孔子画像。两边的廊房中,还保留着两堵20多米长的土墙,那是1717年清朝康熙年间最后一次修缮时所留下的遗迹。

如今“武夷精舍”已被辟为朱熹纪念馆,成为一处历史文化古迹。实际上,朱熹一生仕途坎坷。1183年,年逾半百的朱熹因弹劾不法官员而挂冠归去,在隐屏峰下与学生一同抬土筑舍、上梁建房。初建的“武夷精舍”仅有一间教室、一间卧室和一间客舍。诚如朱熹在《武夷精舍杂咏》中所述,两麓相抱之中有三间房屋,名为“仁智堂”;堂的左右有两间卧室,左边是自己居住的,叫“隐求室”;右边是接待朋友的,叫“止宿寮”。

切莫小看这简屋陋室,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位大师就在这里登上学术的高峰。

在这土墙茅顶的“隐求室”里,朱熹彻夜亮灯,孜孜以求。他曾以诗调侃:“竹间彼何人,抱瓮靡遗力。遥夜更不眠,焚香坐看壁。”正是以这种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精神,他钩玄提要、探幽析微,将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合著为《四书集注》,这不仅是朱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,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新经典。钱穆先生在《朱子学提纲》中指出:“自朱子以来八百年,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,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。”也就是说,朱熹就在“隐求室”里完成了他哲学体系、理学思想的双重构建,并确立了朱子学说。为此,许多当时的学界精英、文化名家纷至沓来,叩响“武夷精舍”柴门,如蔡元定、游九言、李方子、黄干等200多人均投于朱学门下。武夷山成了培养文化人才的摇篮,赢得了“道南理窟”的声望,“武夷精舍”则被尊为“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”。

© 由 解放日报 提供 “武夷三翁”肝胆相照

当时的“武夷精舍”亦是一处文化沙龙、诗星之乡。朱熹在舍外建了晚对亭与铁笛亭,与诗友们雅集吟唱、联句相酬、词曲遣兴。

“武夷精舍”落成时,朱熹就写信给绍兴镜湖边的老友陆游,热情邀请他前来相聚。正在病中的陆游不能成行,只能以诗相贺:“先生结屋绿岩边,读易悬知屡绝编。”

宋绍兴二年(1191年)六月,陆游又一次受命提举武夷山冲佑观(今武夷宫)。尽管这是个闲职,但好在离“武夷精舍”不远,陆游时常提着一壶酒从山间林荫小道来到隐屏峰下。而朱熹早在宋淳熙四年(1177年)也曾任同一职务,并在观内种了一棵“宋桂”。因此,俩人可算是同僚。重又聚首之后,他们在晚对亭中看山观云、以诗言志,在铁笛亭中议论抗金,以酒浇愁。陆游曾诗赠朱熹:“身闲剩觉溪山好,心静尤知日月长。天下苍生未苏息,忧公遂与世相忘。”1198年,朱熹因涉祸文字狱,被列为党禁罪魁之一。陆游对此愤怒不已,辞职回乡,赋诗抒怀:“今年高谢武夷君,饭豆羹藜亦所欣。”

抗金英雄、驰名诗坛的辛弃疾,也曾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。武夷山上,他与朱熹结谊幔亭峰下。辛弃疾写诗记之:“山上风吹笙鹤声,山前人望翠云屏。蓬莱枉觅瑶池路,不道人间有幔亭。”他们在晚对亭中议论时政,擅长吹铁笛的辛弃疾吹笛抒情、壮怀激烈。两人还携手共游九曲溪,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中有“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,赋《九曲棹歌》”的记录。可见他们志同道合,情深意笃。

1200年,朱熹以戴罪之身含恨离世,辛弃疾痛哭于灵前,祭文曰: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。”远在绍兴的陆游闻噩耗后大悲不已,挥泪写下:“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,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。”朱熹、陆游、辛弃疾这三位文豪诗星,他们居武夷山时,私交甚笃,肝胆相照。他们都力主抗金,对武夷山水也都独具深情,被称为“武夷三翁”。

如今,漫步在殿宇重重、庭院深深的“武夷精舍”,有朱熹的著作文献和书法题词等相伴,使游者颇感历史的温情与人文的温馨。在八百多年岁月中,“武夷精舍”屡建屡废,2000年按清代“武夷精舍图”在原址上重新修建。一座山,一个人,以及所维系的中国文化精神,被呵护与承继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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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(左)、辛弃疾(中)、陆游(右)画像。图片来自武夷微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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